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

　　案情简介

　　原告：刘大哥

　　被告：王大娘、刘小妹

　　原告律师：马赛男律师 任正良律师(实习)

　　刘大爷是抗日功勋将领，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担任空军高级将领。20世纪50年代，刘大爷与王大娘结婚，并先后育有一子刘大哥、一女刘小妹。早年，王大娘主持家庭事务，一家四口关系较为融洽。

　　后来，刘大哥遇到了来自普通家庭的妻子，欲与之结婚，遭到了王大娘和刘小妹的坚决反对。但是，在刘大爷的默认下，刘大哥还是和妻子结了婚，夫妻俩一同离开中国赴国外留学。刘大哥一家远走他乡，暂时缓解了他们与大家庭的矛盾，但是刘小妹一直都不待见大嫂，导致兄妹关系非常紧张。

　　从1981年开始，刘大哥一家长期在国外居住、学习、生活，早年较少回国，自2003年开始每年回国一次。刘小妹在北京成家，但婚后离家另住，刘大爷和王大娘居住在军队大院，彼此照应。后来，刘小妹声称自己擅长理财，80多岁的刘大爷遂将120余万元转给刘小妹委托理财。

　　2012年11月，刘大爷和王大娘共同订立自书遗嘱，表明两人百年以后，愿意将名下160平米的军产房交由刘小妹继承。按照刘大爷的军衔，其还分得一套补差房，但房产目前没有分配下来。刘大爷在遗嘱中注明，日后若有补差房，该房产归刘大哥继承，以便其回京居住使用。该遗嘱交由刘小妹保管。

　　刘大爷病重，刘大哥回京探望，刘小妹不准哥哥在父母家居住。后来，刘大爷夫妻俩得知政策有变，单位不会再有补差房，王大娘劝说刘大爷改立遗嘱，以确定儿子回京可以住在家中。2017年11月，刘大爷订立自书遗嘱，表明房产资财均由兄妹二人共享，并在遗嘱后附手写材料，说明120余万元系转交给刘小妹理财。该遗嘱交由刘大哥保管。

　　2018年3月，刘大爷因病去世。因刘小妹拒不交出父母的理财款，兄妹俩各支出12万元安葬父亲。按照军队规定，刘大爷家属可获得26万余元丧葬费用，已由王大娘领取;抚恤金61万余元，因三人未达一致没有领取。葬礼过后，刘小妹得知新遗嘱的存在，带着丈夫、儿子冲到父母住处，要求刘大哥交出父亲的遗嘱，双方发生激烈打斗。在父亲单位工作人员的调解下，王大娘聘请律师对自己的意见进行见证，在这份意见里，王大娘表示她同意新遗嘱，并且要求儿女以三个月为周期轮流照顾自己，并提及120余万元系交由刘小妹理财。

　　按照约定，刘大哥照顾了王大娘3个月以后，返回美国看病，临行前带走了父亲的死亡证明和父母的房产证。刘大哥走了以后，刘小妹将母亲王大娘送入养老院，王大娘觉得被儿子抛弃了。2018年11月，刘大哥返回北京，刘小妹和王大娘以共有物分割纠纷将刘大哥诉至法院，要求其返还刘大爷的死亡证明和房产证，前者主要用于领取死亡抚恤金。

　　2018年12月，刘大哥以继承纠纷将刘小妹、王大娘诉至法院，要求按照2017年新遗嘱由兄妹俩平均继承刘大爷的遗产，并要求母子三人平均分割抚恤金。2019年3月，刘大哥将房产证交至法院，刘小妹和王大娘将共有物分割纠纷撤诉，抚恤金纠纷在继承纠纷中一并解决。

　　办案经过

　　得知被起诉后，刘大哥迅速委托我们应诉，并提起继承纠纷之诉。接受委托后，我们迅速立案，并积极与法官沟通，将房产证原件交由法院保管，对方将原诉讼撤诉。因双方积怨很深，每次开庭都情绪激动，打得不可开交，我们积极协助法院维持审判秩序，并全力安抚刘大哥一家保持冷静，相信法院会作出公正的审判。

　　针对母亲在庭审中否认对新遗嘱知情，我们整理了多段家中的监控录像，力证王大娘曾与兄长沟通新遗嘱的事情，并表示新遗嘱系其提醒丈夫订立，以保证儿子回家有地方居住。针对刘小妹提出刘大哥未对父母尽赡养义务，不应继承遗产，我们整理了大量发票材料、照片，并指出父亲在遗嘱中对兄妹俩一视同仁的态度，且新遗嘱系老人最后的心愿，应获得尊重，法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，将父亲的房产存款等份额平分给兄妹俩，因刘小妹抚恤金送给母亲，因此母亲分得三分之二的抚恤金。

　　案件结果

　　本案经二审判决结案。一审判决结案：房产由王大娘、刘大哥、刘小妹三人按份共有，王大娘享有50%产权份额，兄妹俩分别享有25%产权份额;王大娘支付刘大哥存款继承款18万余元;刘小妹支付刘大哥存款继承款31万余元;王大娘支付刘大哥丧葬费折价款11万余元;王大娘享有41万余元抚恤金，刘大哥享有20余万元抚恤金。

　　一审判决后，对方提起上诉，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　　家理律说

　　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遗嘱继承纠纷，被继承人家庭关系简单，但是家人数十年来矛盾和负面情绪积累较多，开庭前各方当事人均情绪激动、难以沟通，不存在调解结案的可能性。在梳理全案证据和法律关系以后，我们认为本案需要在法律上把握遗嘱效力认定问题，在事实上需要认定120余万元理财款的存在，在道德上需要证明我们当事人确实尽到了赡养义务，以便于争取到合理公正的财产利益。

　　第一，遗嘱效力认定问题。本案涉及两份自书遗嘱，两份遗嘱内容不相同。根据《继承法司法解释》第42条规定，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，其中有公证遗嘱的，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;没有公证遗嘱的，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。从法律上来说，如果两份自书遗嘱均有效的情况下，后立的遗嘱将在被继承人死亡后生效。

　　从两份遗嘱的形式来看，第一份遗嘱是否成立值得商榷。该笔遗嘱是毛笔书写，处置了刘大爷和王大娘的夫妻共同财产，但遗嘱全文包括落款的二人签名均为一人书写，且没有注明年、月、日，不符合我国《继承法》对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规定。该份遗嘱在理论上属于“共同遗嘱”，其效力如何，缺乏法律明文规定，理论界也存在争议。

　　第二份遗嘱是刘大爷亲笔书写、签名，仅处置了自己的遗产份额，并注明年、月、日，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。因其系被继承人最后订立的遗嘱，且刘大爷并无公证遗嘱，因此该份遗嘱应为刘大爷的最终愿望，应为生效遗嘱。母亲王大娘声称对该遗嘱不知情，并质疑新遗嘱的真实性。我们认为王大娘的质疑缺乏依据：首先，结合两份遗嘱的内容来看，第一份遗嘱上虽然将现有房产分配给刘小妹，但提到补差房将给到刘大哥。但后来得知单位不会再分配补差房，形势变化如此之大，刘大爷必然会对遗嘱进行修改，以保证公平分配;其次，刘大爷死后，兄妹俩曾经发生肢体冲突，王大娘曾在律师见证下明确表示她同意2017年新订立的遗嘱;最后，针对王大娘声称自己大病初愈，不知道在见证中书写了什么内容，我们又提交了一段监控录像，王大娘与兄长交谈，详细阐述了自己提议丈夫刘大爷重新订立遗嘱的全过程。至此，新遗嘱的内容和效力可以获得认可。

　　第二，事实上如何认定120余万元理财款的存在。从我们办理继承案件的经验来看，因被继承人体力、精力不济，无力管理自己的财产，因此会将名下财产交给身边的子女打理。子女是父母的法定继承人，与委托理财财产存在利害关系，又拥有了管理老人财产的便利条件，因此当遗产继承形式于己不利时，该子女很可能会独吞财产。

　　在本案中，80多岁的刘大爷已无足够体力、精力打理财产，因此将120余万元交由女儿打理，双方并没有签署任何书面协议。因此，如果刘小妹不承认存在120余万理财款，或者说已经亏空，我们就难以完成举证责任。但是在庭审中，王大娘和刘小妹均承认120余万元理财款的存在，但表示该笔钱财物是父母赠与刘小妹的。但是从2017年新订立的遗嘱里，刘大爷明确说明系“理财”，因此王大娘和刘小妹的说法不攻自破。本案中的120余万元属于浮财，很难举证其存在及用途，本案能够迅速明确，得益于对方自认这笔款项的存在。

　　第三，如何证明刘大哥尽到了赡养义务。因为被继承人留有遗嘱，其财产应按照其遗愿来进行分配，赡养与否并不影响遗产分配，但可能影响到法官对整个案件的自由心证判断。同时，本案还有抚恤金需要一并分配，刘大哥是否对父母尽到了赡养义务，将会对案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。

　　刘大哥全家已入美国籍，早年常住美国，近年回京时间增多，但依然不如刘小妹在京时间长。刘小妹一方以刘大哥定居美国、王大娘支持其声讨为由，主张刘大哥未对父亲尽到赡养义务。为此，我们提交了父母就医材料、刘大哥一家与父母合影、刘大哥写给父母的祝寿诗以及刘大爷去世后安排葬礼、招待来宾的材料，证明刘大哥对父亲尽到了生养死葬的义务，并且悉心照料生病母亲。对于王大娘的指责，我们一方面拿出了刘大哥悉心照料母亲的证据材料，证明王大娘曾经对刘大哥一家的照顾非常满意;另一方面指出母亲和妹妹急于分到父亲的抚恤金，妹妹从中挑拨离间，导致母女关系失和，母亲态度发生逆转。最终，刘大哥不尽赡养义务未获认可，法院认为抚恤金系对死者近亲属的抚慰，应由王大娘、刘大哥、刘小妹三人平均分配。

　　案外说案

　　本案并不复杂，但是非常揪心，当事人在法庭上情绪激动、打得不可开交。被继承人退休前是我军高级将领，家庭关系简单，但是母亲和妹妹脾气暴躁、性格强势，早年因儿媳出身平凡，因此母女俩对儿子的婚事产生不满，导致女儿与儿子关系失和。父亲过世后，兄妹俩的矛盾因遗产分配问题全面爆发，甚至发生肢体冲突。在这场冲突里，母亲原本是向着儿子，但儿子常居海外，难以照顾自己，母亲慢慢也对儿子心生不满，最后上演了一出母女联合打儿子的家庭内战。

　　本案中的儿子，其诉求并不过分，不过是按照父亲的遗愿，分得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。面对咄咄逼人甚至当庭打人的妹妹，激动控诉、难以沟通的母亲，儿子亦处于疯狂防卫状态。每次开庭，法院都需要动用大量法警维护审判秩序，以防止双方产生激烈肢体冲突。

　　最终，儿子还是获得了自己该得的遗产份额。显然，母亲和妹妹当年没能利用暴力成功控制儿子，制止他与自愿选择的爱人结婚，今天也依然不能让他们额外获得金钱收益。这种频频发生于家庭成员间的控制和暴力确实令人心寒，其留下的伤害可能绵延家庭数十年之久，诉讼结束终有时，然亲情修复可期乎?